“新工科”建设的五个突破与初步探索

（陆国栋，《中国大学教学》2017年第5期）

从20世纪末开始，国际工程教育改革风起云涌。“回归工程”、“工程教育范式转移”、“再造工程教育”等口号的提出，无不反映出创新工程教育的国际发展趋势。在这一意义上，“新工科”的提出为工程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，也是对国际工程教育改革发展做出的中国本土化的回应，丰富了工程教育“中国经验”、“中国模式”的内涵。

“新工科”建设号角已经吹响。2017年2月18日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召开综合性高校会议，发布了“新工科”建设复旦共识。4月8日教育部在天津大学召开工科优势高校会议，发布了“新工科”建设行动计划（“天大行动”），提出探索建立工科发展新范式，特别突出了行动计划的问题导向。在教育部指导下，地方高校会议相继召开。4月28日CDIO联盟年会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召开，重点关注新工科建设， 着力推进新工科建设，正式启动了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组织的“千生计划”。5月11日地方高校卓越联盟年会在湖南工程学院召开，进一步凝聚地方高校力量，聚焦新工科建设。新工科建设分为3路大军齐头并进：工科优势高校组由浙江大学牵头，综合性高校组由复旦大学牵头，地方高校组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和汕头大学共同牵头。

一、新工科建设的基本要义

国家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“中国制2025”、“互联网+”、“网络强国”、“一带一路”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，培养科学基础厚、工程能力强、综合素质高的工程科技人才，对于支撑服务以新技术、新业态、新产业、新模式为特点的新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，也是建设制造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前提。建设与发展“新工科”已然成为当前社会产业升级与发展的必然要求，成为提高国家未来竞争力，赢得全球市场竞争的重要途径，成为深化高校工程教育范式改革，满足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。

新工科建设必须从技术范式、科学范式、工程范式走向新工科范式。新工科建设绝不仅仅是创设一批新专业，2010年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曾经设置了140 个新专业。新工科建设不是“牌子”，也不是“帽子”，更不会直接带来什么资源，而应该是沉甸甸的责任。新工科建设绝不仅仅是撰写一批研究报告，工科的特色就在于行动，必须付诸学生培养的行动，至少应该有一批培养方案，同时有一批又一批学生不断培养成长。新工科着重要培养的是两方面能力，即工程创新能力和适应变化能力。

 新工科建设需要提供两个保证。其一为专业认证。2016年6月2日中国加入华盛顿协议，成为第18个正式成员。但应该认识到专业认证是底线思维，是基本规范、基本要求，专业认证的重要作用在于强化培养过程的理念，从而适度淡化培养结果，亦即培养结果由培养过程的规范性加以保证。其二为专业认定或专业评估。专业认定是拔尖思维，通过认证的专业或许只是二星级，设立面向学生的相关指标，可以认定三星、四星、五星甚至超五星专业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这样的认定是面向学生的、特色的、创新的，并不是面向学科的，亦即学科评估的拔尖并不等价于专业认定的拔尖。新工科建设也不应被底线思维的专业认证束缚了手脚。

二、突破学科壁垒

学科门类可谓壁垒森严，学科是指学术的分类，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。新工科建设，一是必须注重学科交叉与融合，而不是学科的不断细分，学科细分应该不是本科的范畴；二是必须关注产业发展与趋势，这与把学科作为出发点的逻辑根本不同，这就将学校内与学校外建立了深层次的互动；三是必须领悟未来的发展与趋势，培养面向未来的人，这也正是学校的优势之所在，既是引领社会风尚，也是与社会若即若离的需要。

高校的学术架构总体是面向学科的。目前，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开始面向产业、面向行业、甚至面向岗位实施人才培养。中国科学院大学设立的未来技术学院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创新，我们必须挣脱原有的框架模式，摆脱学科陷阱，打破路径依赖，立足快速变化发展的世界，探寻新工科与新经济呼应之策。

2017年4月24日，浙江大学与余姚市人民政府签署框架协议，成立“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”，要把研究院建设成为我国机器人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的“示范区”、机器人高端专业人才的“集聚区”和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“试验田”。研究院已于5月16日正式揭牌，将主要从事机器人技术研发、技术成果转化与机器人产业培育，以开展高水平机器人技术创新研究、高效率技术成果转化为核心任务，探索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新路子，培养造就机器人行业急需的交叉复合型高层次人才。研究院将突破学科壁垒，成为“新工科”建设的重要基地。

三、突破专业藩篱

所谓专业，是指高校根据社会分工的需要设立的学业类别，在我国更多的是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学校性质设置各种专业。专业其实就是一系列课程和一系列教学环节的有机集成，目前专业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化的形态，有必要进入专业开放状态。一是开放课程，设立少而精的专业核心课程，形成辅修微专业，甚至可以部分借助现代技术手段，让其他门类或者工科门类学生辅修。二是开放环节，包括课堂外、校外、境外环节，与其他专业环节互动、借鉴。专业界限不要那么明确，跨界融合是发展王道，从而实质性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进程。

应该看到，专业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现阶段人们的思维模式，对热门专业的追逐愈演愈烈。实际上，专业与就业、专业与职业、专业与创业的关联并不大，特别是本科专业到研究生阶段完全有机会作有效的迁移。因此，突破专业藩篱，对于学校本身以及对于引导社会具有双重乃至多重意义。教育部等五部门下发的《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（教政法〔2017〕7号）明确提出：“支持高校对接产业行业需求，经学科和产业行业专家充分论证后，按照专业管理规定设置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新专业”。此举必将有力助推新工科建设。

浙江大学根据当前和未来社会科技发展趋势，结合新工科建设设想，充分发挥学科优势，以学科交叉为特色，开创了“机器人+人工智能”、“金融+数学”、“计算机+大数据”等三个双学位班，分别是“工科+工科”、“社科+理科”、“工科+理科”三种模式。2016年已招生100人，受到社会、学生、家长和专家的认同。

四、突破本研隔断

本科的重要任务是完成应试教育到能力培养的根本转变，改变12年基础教育形成的惯性。显然，要完成这样的蜕变并非易事，而尽早完成这样的蜕变又显得十分重要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戈说过：“学生的头脑不是用来被填满知识的容器，而是需要被点燃的火把。”本科阶段一定要把火把引燃，研究生阶段才能烧得更旺。通过本科阶段的动能转换，基础教育的优势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培养优势。

只有本科的行动还远远不够，必须适度贯通本研。比如，可以设置“系列工科本科+管理辅修”，从管理硕士出口，以6年甚至少于6年完成本硕学习；也可以设置“系列外语+系列工科”双学位，再从系列工科硕士或博士出口。这样培养的人才是复合型的，适应性强。同时，可以有效缩短人才培养时间，提高人才培养效率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。

为了探索工程人才研究生阶段培养的新机制、新模式、新路径，浙江大学于2016年成立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（同时称浙江工程师学院），首批招收了300名具有实践经验的学生。在2017年招收的第二批700名学生中，既有在职人员，也有应届毕业学生，其培养模式是创新的，或许可以打造成为工程教育的MBA、EMBA、MPA。

五、突破师生淡漠

教学不应该是“良心活”，而应该是教师的主业。当前，教师“培养自己比培养学生更来劲”的现象比较普遍。教师的境界应该是“培养自己来劲，培养学生更来劲”，至少应该是“培养自己来劲，培养学生也来劲”。必须要解决教师愿意投入的问题，其切入路径或许是改变薪酬与教学的相关性，改变目前的负相关、零相关、弱相关状况而成为强相关。

师生之间的深度互动是消除师生淡漠的有效路径。互动可分为5个进阶：一阶谓之“单声道”，即只闻教师之声；二阶谓之“Q&A”，有一些简单的问答；三阶谓之“互动”，有一定深度的互动；四阶谓之“质疑”，体现质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；五阶谓之“辩论”，所谓越辩越明，标准答案并不重要。我们在不断了解和借鉴国外教育，但是，国外不可全仿效、国内不必全继承，必须基于现实、基于国情、基于文化，持续探索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路径。使目前的“低头族”课堂真正转变为“强互动”课堂，充分激发师生的活力、创新力和创造力。

学习不只是要分数，必须更多地关注分数背后的东西，必须解决学生有兴趣投入的问题，真正使“考生”变为学生，其切入路径或许是改变评奖评优模式。浙江大学正在拟定实施方案，计划从2017级学生开始探索新的评价模式，使目前实际呈现的奖“考”金真正成为奖“学”金、奖“研”金、奖“创”金，充分发挥评价模式改革的牵引与引领作用。

六、突破校企隔阂

企业已经从责怪学校培养的人不好用，逐步走向愿意承担社会责任、参与人才培养过程，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。先进的设备、技术、工艺在企业，学校的培养与企业的用人不可能做到无缝衔接，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在内，都不应该强求与企业用人的无缝衔接。学校与企业应该发挥各自不同的优势，学生的思维没有固定的框框，或许就在实习过程中产生创新的思维。企业的运行具有相应的规范，让学生切入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正在组织实施“千生计划”，浙江大学率先行动。希望这项工作能推进到副理事长单位、常务理事单位和理事单位，期望更多学校加入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，共同筹措实习资源，共同享受实习资源，共同改变实习环境，共同营造实习氛围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每个学校都能立足当地落实较多的实习资源，通过实习平台关联，就能形成校校之间、校企之间乃至企企之间的深度互动，这将是一幅多么壮美的画面。通过企业、学校和学生的积极参与，完全有可能逐步扭转实习虚化、软化、弱化的现象。

七、结束语

新工科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。与虚拟经济回报相对快速和高附加值相比，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我们需要摒弃浮躁、砥砺创新、不断超越，从工程教育大国走向工程教育强国，从工程建设强国走向工程创新强国。